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的鄂豫皖边、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同当地国民党举行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7月15日,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致函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倡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提出尽快举行停战谈判。卫立煌虽然表示同意谈判,但仍妄图借停战谈判之机消灭红军游击队,实现其三年“清剿”而没有达成的目的。他命令国民党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师集结大量兵力,将高敬亭、何耀榜所部重重包围于岳西鹞落坪、大岗岭、南田村一带,散布“若归顺国军,官晋升一级,给优厚薪俸”,诱骗红军官兵下山“投降”。对于国民党军队在谈判幌子下实施军事进攻的阴谋,高敬亭等红二十八军领导人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从军事上严防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作好自卫还击准备,一面从政治上揭露国民党的诱骗宣传,呼吁各方共同努力促成停战抗日,并明确提出第三十二师必须撤围,后退10公里以后才能举行谈判。20日,高敬亭派何耀榜作为红二十八军代表前往国民党岳西县政府,同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及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代表晤谈。谈判历时6天,27日达成协议:红军集合地点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在黄安、确山、立煌(金寨)分设红军办事处;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转移集中不得堵击追击;保障军需供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红军停止打土豪等。红军暂时易名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
中共湘鄂赣省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早在1937年5月就宣布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并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八九月间又相继发表《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和《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坚持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了四次和平谈判,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鄂东南抗日民主政府,将鄂东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由江渭清任纵队司令兼政委,同时与何成浚派出的武汉行营副长官和国民党岳阳戒备司令在鄂东南举行谈判,要求双方联合通电全国,宣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何成浚破坏谈判调集八个团兵力向鄂东南红军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江渭清率第三纵队消灭其正规军一个排,击溃其保安团1000余人的围攻,迫使何成浚再次派出武汉行营参谋和通城县长同红军重开谈判,达成通城协议。按照这一协议,红军游击队可从武汉行营和省政府取得部分给养,可在通城设立办事处,鄂南各县国民党地方政府释放123名政治犯。
10月,由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出面,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刘纲夫、程汝怀等在七里坪进一步举行谈判,就国民党军全部撤出红军和游击队集结地区、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给养暂由国民党方面负责、释放被俘人员、妥善安置“跑反”返乡群众等问题达成协议。谈判后,郑位三和高敬亭派何耀榜到武汉向董必武做了汇报。经过党先后在武汉、南京同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创造了有利条件。12月25日,新四军第一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938年初,江南湘鄂赣边集中于平江嘉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体,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支队长(旋改称副司令员),于3月东进至皖南,正式编入以陈毅为司令员的第一支队。鄂豫皖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以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3月,第四支队在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会后,从七里坪、信阳出发挺进皖中,5月12日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60余人,取得新四军东进抗日的首战胜利。
红军主力东进后,董必武十分重视在湖北地区坚持原有红军游击区的战略支点,并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采取武装留守和统一战线的合法形式,在鄂东、鄂中和鄂南着手建立这些战略支点,并以这些支点为依托,大力培训民众武装,争取掌握抗日政权,使之成为没有根据地名义的根据地,为独立自主地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
在鄂东,四支队东进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1938年3月上旬在七里坪建立了新四军第四支队汉(口)蚌(埠)通讯处(即通称的七里坪留守处),汪群、詹以锦先后任主任。该处公开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领导,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新四军四支队之间起联络作用,并照料、安置四支队的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对内则是掩护中共鄂东北特委和鄂东特委的机关。鄂东北特委利用公开合法名义,以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军干部和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干部为骨干,集中留下的红军便衣队员和红二十八军伤病员中部分痊愈归队的战士,组成警卫排,罗厚福任排长,张体学任教导员。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豫皖、鄂东北、鄂东三个特委以七里坪为基地,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相继开办游击队干部培训班、抗日青年干部培训班和党员培训班,共培训600余名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同时,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鄂东多数县区普遍建立了县委、工委和基层组织,使鄂东地区的党组织在数量上居全省首位。另外,还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国的群众宣传组织工作和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在鄂中,董必武指导湖北省委通过统战关系,得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该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石瑛、国民政府军委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兼该厅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应城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负责人李范一等的支持与合作,以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名义,于1937年12月创办了湖北省农村合作社人员训练班,即通称的应城汤池训练班。训练班由李范一任主任,陶铸主持日常工作,实质上成为中共湖北省委培训干部的学校。该班共办四期,至1938年5月结束,先后培训359名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将他们派往全省32县,以合作社指导员或工作人员的名义宣传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农村中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是中共党员的则负责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在鄂南,中共湘鄂赣特委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的名义,派一批干部到阳新、通城、大冶建立了新四军通讯处。阳新大畈通讯处由曹德茂、黄全德先后任主任,掩护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开展活动;阳新陶港通讯处由赵勤任主任;通城通讯处由邱炳任主任;大冶通讯处由冯玉亭、彭济时、柯逢年、陈立群等主持工作。这些通讯处开展了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统一战线、收集失散红军、筹借部队粮药、发展党的组织等活动,但由于缺乏高度警惕,多次遭到鄂南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的破坏与打击,鄂南建立战略支点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