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战工作的重点转向争取和平、民主,努力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国共双方军队至迟于1月13日午夜就各自所在位置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由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美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在北平组设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并在执行部下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
为了维护国内和平大局,中原局、中原军区恪守停战协定,放弃了正在进行的主力或部分主力开赴华北或华东解放区会师的计划,就地停止军事行动,命令主力部队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之间地区集结待命,同时指示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的部队原地集结。
国民党当局却以停战令为幌子,密令各部加紧抢占战略要地,连日挑起严重军事冲突。第五战区以7个师的兵力由平汉路西追至平汉路东,进击中原军区主力部队。1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息县县城,14日,以4个师的兵力围攻、侵占光山县城。中原军区部队在一再退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还击。江汉军区独一旅在桑树店李家湾、沙子岗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由国民党政府代表邓为仁少将、中共代表薛子正上校、美国代表福特上校组成的执行小组(即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又称汉口小组)赴光山调处冲突,分别同国民党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中原军区代表王震进行磋商,双方同意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停止冲突,并签订了停止中原地区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协议——《罗山协议》,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在国共问题未整个解决前均停留于1月23日各自所在地区,不得向对方所在地前进。
《罗山协议》的签订只是在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军自抗战胜利以来对中原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局面,国民党当局继续压缩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驻地范围,将进攻重点放在鄂东、江汉、河南3个军区方面,企图首先摧毁这3个军区,再一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部队”。
1月至3月,国民党军侵占了安(陆)应(山)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切断中原军区路东与路西部队的联系。为顾全大局,中原军区安应县指挥长余孝礼率人前往国民党进攻部队谈判,国民党军竟然开枪射击,造成流血事件。后经中共代表一再催促,25日,第九小组在应山主持停战谈判。28日,双方达成《应山协议》,限令国民党进攻部队4月1日前撤回应山以北。而在平汉路东,军事调处却毫无结果。至4月底,国民党方面已在中原军区周围集结了26个正规师30余万人的兵力,修筑了6000余座碉堡,完成了军事进攻的各种准备。
中原形势异常紧急。4月29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妄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的阴谋活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发出警告,要求“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在周恩来的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他的建议,组成3人小组赴宣化店视察。
5月5日下午,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飞抵汉口,同由北平飞来的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会合。8日上午,三人小组及其随行人员抵达宣化店,下午,三方在河西会馆举行谈判。10日,就停止中原内战达成协议,正式签置《汉口协议》。规定武汉行辕、中原军区并转令长江以北各有关部队立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立即停止一切“违反原停战协议之部队移动”和“新碉堡及永久工事之建造”,还在谈判中决定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由中共代表任士舜中校、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美方代表哈克斯上校(后改为白罗素中校)组成,驻宣化店负责监督停战。
6月下旬,国民党对中原解放区的包围、封锁进一步加强。鉴于中原形势愈益恶化,中原局拟定了较为详细的突围计划。以30万兵力,悍然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指挥下,举行中原突围战役。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
全面内战爆发后,湖北地区统战工作的重点,转向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湖北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局面。
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后,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同美国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协议。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1946年12月底,驻华美军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的消息传到武汉,爱国的热忱与民族的尊严使武汉地区的热血学生首先起来投入战斗。在武汉大学,女学生会首先贴出抗议美军暴行的墙报,各社团纷纷行动,紧密配合,于1947年元旦成立武汉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领导抗暴斗争。武汉各大专院校联合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游行示威,是武汉三镇自1938年以来在反动政府长期高压统治下人民革命斗争的第一声呐喊,对湖北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愈益高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在湖北的统治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1947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派往武汉的几支力量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汇合起来由曾惇统一管理,积极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配合全国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二三月间,扎根武汉的几支地下工作力量开始联系,逐渐形成以曾惇、刘实、陈克东3人为核心的组织。3支力量汇合后研究决定,积极开展有组织的活动,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把工作中心放在学生运动方面,以武汉大学为重点,通过领导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来影响和带动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接着,中共武汉地下核心组织派人与武汉大学进步学生取得直接联系。
1947年四五月间,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了“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血腥镇压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余名学生举行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殴打致伤学生100余人,逮捕20余人,同日还在天津殴伤、逮捕游行学生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零”血案。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激起了广大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场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武汉地区学生积极行动,配合全国各地的斗争。5月中旬,武汉大学各进步团体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宣传活动,学生自治会作出决定,自17日起开始罢课。19日自治会发展起继续罢课的签名活动。同日晚上,举行“和平运动促进大会”,邀请廖朗山、邬保良、梁东园、金克木、陈家芷、朱君允等进步教授参加,并做发言。会议提出要通电全国,呼吁和平,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增加教育经费、切实保障人权、提高学生生活水平。“五二零”血案的消息传到珞珈山,武大学生自治会当即与华中大学、省农学院、省医学院、武昌艺专等学校学生自治会联系,决定联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大游行,声援南京受伤学生,抗议国民党当局滥施暴行。
5月22日上午,武汉大学游行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巨幅横额从珞珈山出发,沿途冲破以演习为名的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向汉阳门码头前进。按原定计划,各校游行学生在途中会合后列队前往武汉行辕请愿。不料,华中大学校方封锁校门,不许游行学生走出校园。到江边的学生竟连一只小船也找不到,不能过江。在一部分游行学生前往华大将被困在校园的华大学生接应出来后,游行队伍转而直驱湖北省政府请愿。
国民党武汉当局加紧布置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根据这一情况,中共武汉地下核心组织提出了6条如何进行斗争的意见,向社会各界揭露惨案真相,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推向更大的高潮。隐蔽在武大的中共秘密党员王尔杰、赵萌兰得知这些意见后,立即找进步团体“文谈社”负责人夏雨亭等研究,决定各社团抽出一名骨干,联合“教授会”、“讲师助教会”,成立“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并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撤查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立即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学生、抚恤死难者家属、保证今后不许军警宪特进入学校非法捕人等斗争口号。
在共产党员、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于6月3日致电武大校方,故作惊讶,表示已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负责查办,秉公处理”。经过斗争和多方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武大、中大、艺专师生员工以及汉口联营书店工作人员均先后获释。随后,中共武汉地下核心组织在武汉大学建立了党的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为武汉大学学生运动走上更深的发展阶段打下了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