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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统战记事：湖北和平运动和反搬迁、反破坏、迎接解放的斗争 -凯发kf

中共湖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http://www.hbtyzx.gov.cn/ 2016-03-01 09:24:05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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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更加分崩离析。身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的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在其“总体战”失败后，眼看蒋介石的倒台已成定局，便一方面按兵不动，存心拆蒋介石的台，一方面以鄂、豫、皖、湘、赣、桂六省联防掩人耳目，密谋巩固华中地盘，坐镇武汉，号令6省，抗御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攻。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于1948年12月中旬找桂系首领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国共“和谈”，企图以退为守，伺机卷土重来。这时，白崇禧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帜并逼蒋下台，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其“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他还授意和影响湖北、河南、湖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和所谓的“民意机关”致电蒋介石，要求其改弦更张，恢复和平，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在武汉，白崇禧一方面授意湖北省参议会以民意机构名义发起湖北和平运动，一方面又派人劝说李书城等湖北地方耆宿出面“呼吁和平”，企图先造成局部的和平攻势，既逼蒋介石下野，也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

　　和平是人民的愿望。早在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就代表全国人民的这一愿望，为和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又决心以革命的人民性的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统治集团，解放全中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艰苦的自卫战争，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湖北民主人士聂国青、周杰等于1948年秋在武昌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人座谈会”，利用周杰任校长的蘅青中学，在每周星期六举行聚会，座谈时局，交流思想。参加的人尽管起初各自背景不同、动机也不一致，但随着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以及中共武汉秘密工作人员的暗中指导，通过座谈，互相砥砺，逐渐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决心为停止内战，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为扩大争取和平的力量，开展和平运动，“十人座谈会”还讨论通过参加座谈的省参议员在省参议会上公开倡导和平的问题。

　　白崇禧在武汉策划局部“和平”，增加了武汉地区人民运动的复杂性。李书城曾与周杰仔细揣测了白崇禧的用意，认为利用蒋桂矛盾发动局部和平运动，可能推动湖北、武汉和平解放，遂商定以省参议会为基础，邀约各界人士，并请张难先等年高德劭、素有清望的湖北元老参与其事，以资号召，发起组织一个和平促进会，推动湖北和平。此时，并非桂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及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因议长何成浚避居上海，艾实际主持议会工作）等地方实权人物鉴于桂系有代蒋而起之势，也极力迎合白崇禧旨意，表示支持和平运动。并且，艾毓英为个人出路问题，已接受江汉区党委城工人员指导，表示要站在人民一边。在多种因素的促成下，1948年12月29日，湖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审议、通过了周杰等几位参议员提出的促进和平临时动议，当即由艾毓英执笔起草吁和通电，送白崇禧审阅后拍发（即所谓“艳电”）。通电向蒋介石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求蒋介石“遵和平救国之遗训，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至此，在武汉酝酿已久的“和平运动”终于以民意代表机关的“合法”形式出笼。

　　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遂于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蒋介石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保存反动军队为条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于是，湖北的和平运动进一步扩大，1949年1月16日，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李书城被推为总主席主持大会。会议通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简章》，并选举39名干事组成干事会，负责领导和平运动一切事宜。18日，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干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会章，选举李书城、张难先等13人为常务干事，决定以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名义分别致电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促请国共迅速实现和平，并请李书城、艾毓英、耿伯钊3位常务干事代表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前往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当面促请白崇禧率先在华中地区，尤其是湖北、武汉地区，实行停战，停止征兵、征粮和停止城市设防等活动。

　　湖北和平运动开展后，华中其他省市纷纷响应，河南、广西、湖北南、安徽、福建、江苏、甘肃等省先后发来援电，赞同掀起和平促进运动。广西、湖南、河南、江西四省参议会还派代表赴汉，筹划组织五省和平促进会联合会。

　　毛泽东的声明，是对蒋介石虚伪求和的有力揭露。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了和平谈判。同时，白崇禧也在报上发表谈话，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条件均可商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书城表示愿以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代表名义赴解放区谋和，要求白崇禧提出和谈条件，以便作为和谈基础。1月23日，李书城经白崇禧许可，携白崇禧密信与李伯刚一起离汉沿平汉铁路北上。

　　李书城一行经信阳、驻马店、遂平进入解放区，受到热情接待。后经解放区派陪同人员沿途护送，由漯河经郾城、临颍、许昌、郑州，于2月中旬抵达归德（现名商丘），受到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的接见。刘伯承、陈毅向李书城等询问了白崇禧在武汉的情形以及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工作经过，对李书城等为人民和平愿望远道北上表示欢迎。刘、陈首长要求李书城等返回武汉后，联合本地爱国人士，力图在战斗期间设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防止敌人破坏。

　　李书城北行归来后，常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两个世界、两种人间的对比中反省自己的一生，向和平促进会的同仁发表感慨。他认识到自己过去从事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打倒“洪宪”、反对北洋的革命，“充其量，终未跳出英雄革命的圈子而进入人民大革命的峻宇高峰’，过去对于共和国的理想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只有他“亲眼目及的‘解放区’，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人间乐园”。李书城极力以自己在解放区亲眼所见的人与事，向和平促进会同仁全面介绍解放区这一“人间乐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对时局的主张与各项方针政策。他说，“只有联合起来争取像北平一样的和平，那样才不会蒙受兵燹的灾难”，“和不成功，就只有一战，不过是一次决定性的，最后的一战罢了”。在李书城的促动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一些主要人士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主张，看清了白崇禧和平运动的实质，逐渐丢弃幻想，真正站在人民方面来，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白崇禧在达到其逼蒋下台的目的后，为谋以桂系出面谈判，达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逐渐卸下和平伪装，在武汉积极备战。

　　尽管这样，中国共产党仍然对桂系进行了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们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来，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同李宗仁派遣的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同时，中央军委指出已进入湖北境内的四野先遣兵团暂停对桂系军队的追击，在礼山、应山、广水、宋埠、黄安、河口一带驻扎待命。

　　受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各民主党派也相继在武汉发展力量，开展活动，加入到迎接武汉解放的行列。中国民主同盟最早在湖北建立地方组织，1948年6月正式立民盟湖北省支部，聂国青任主席，周杰任副主席。同月举行的支部代表大会确立的中心任务是：l、积极、慎重地发展组织；2、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胜利在望的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声援人民的革命斗争；3、依靠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各方进步力量，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4、加强同知识界的联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民主运动。在省民盟成立的同时，汉口市民盟也成立了以马哲民为主任委员的筹委员，开展活动。1949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支会汉口分会成立，由容景芳负责。民革湖北地方组织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指导下，积极发动民革成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营垒中进行策反工作。随后，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也相继在武汉建立组织，分别在湖北工商界和科技界开展工作，动员工商业者、科技人员留在武汉迎接解放。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武汉市委和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部门在宣传和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反搬迁、反破坏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当时，国民党武汉当局将其在武汉的大搬迁、大破坏部署称之为“应变”。中共武汉市委和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部就利用“应变”这个口号，在各工厂、学校、机关组织“应变委员会”、“安全互助团”、“护厂委员会”等护卫性“合法”机构，并通过群众推选代表的方式派人去掌握领导权，发动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在发动基本群众进行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同时，中共武汉市委和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部门还加强了对地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策反工作。统战工作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在社会上层团体、民主党派以及工商界、金融界、科技界等各方面团结了许多上层人士，使他们答应留下来，投入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亲自与李书城、张难先等地方元老恳谈，充分发挥他们在反搬迁、反破坏斗争中的作用。当白崇禧在他召集的各界人士会议上声言要密查“与共军暗中勾结”的“武汉闻人”时；李书城、张难先愤起驳斥，揭露白崇禧的“和平”阴谋。当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蒿朱鼎卿会同武汉警备司令部逼迫地方人士随省府西迁时，张难先等严词予以拒绝，表示坚决留下不走。当得悉国民党军图谋炸毁张公堤、武泰闸、水电厂时，张难先、李书城为民请命，找白崇禧谈判，逼白崇禧不得不放弃破坏阴谋。策反工作主要是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反动阵营的内部矛盾以及一些人求出路的心理，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策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小头目脱离反动营垒，站到人民方面将功折罪，保护城市。当时，策反的重点放在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武昌省会警察局和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称“二局三府”）。中共各系统秘密工作人员特别是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人员，单线作业，默契配合，在“二局三府”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多头并进、上下策应”的方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汉口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武昌市市长蒋铭、汉口市市长晏勋甫均决心倒向人民，留下来迎接解放。经过策反争取，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国民党平汉铁路党部主任刘松山、中统局华中区办事处组长兼汉口区主任徐行等也决心向人民靠拢，将功抵罪。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张轸同意相机起义。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的策反，虽然未能使他在武汉留下来，但后来他到川西还是宣布起义，最终脱离反革命阵营。成功的策反工作，进一步分化了国民党反动阵营，加速了国民党在湖北统治的土崩瓦解。